关于《鸱鸮》作者问题的一条材料考辨-最资讯

《诗经·豳风·鸱鸮》本周公旦所作，为《诗经》中少数有确定作者的篇目之一，见于《尚书·金縢》。《金縢》述武王卒后，管蔡流言，周公平乱，而后“公乃为诗以贻王，名之曰《鸱鸮》”。《毛诗序》据此言：“《鸱鸮》，周公救乱也。成王未知周公之志，公乃为诗以遗王，名之曰《鸱鸮》焉。”关于《金縢》所载，古人争议者，在《鸱鸮》诗的具体创作时间。或以为周公居东之时，或以为管蔡既诛之后（参看顾颉刚、刘起釪《尚书校释译论》）。至于周公作《鸱鸮》，则无疑议。

近代以来，周公是否《鸱鸮》作者，曾遭质疑。在否认周公作者的若干举证中，有一条出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孟子曰：仁则荣，不仁则辱。今恶辱而居不仁，是犹恶湿而居下也。如恶之，莫如贵德而尊士。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。国家闲暇，及是时明其政刑，虽大国必畏之矣。《诗》云：‘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’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’”引文中孔子的评论，谈到诗篇作者，只说“为此诗者”，未言及周公。

(资料图片)

顾颉刚先生的名文《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》说：“孔子、孟子都是最喜欢称道周公的，为什么只说这诗的作者大概是一个‘知道’的人，而不说是周公，好像他们并没有读过《金縢篇》的样子呢？”顾颉刚先生疑《金縢》晚出，故连带质疑《鸱鸮》的作者。顾先生的文章1923年发表在《小说月报》十四卷三至五号，原题《诗经的厄运与幸运》，后修订易名，收入《古史辨》第三册。1936年徐中舒先生发表《豳风说》一文，沿续了顾先生的看法。文章说：“《尚书》为儒家所传。此诗如为周公之作，孔孟不容不见，何至于此复作疑辞？”论证思路与顾颉刚先生相同。后来，洪业先生撰写《破斧》一文，即援用徐中舒先生的上述意见。

顾、徐诸家根据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的材料，论证《鸱鸮》作者并非周公。理由是孔、孟在称引时只说“为此诗者”，未曾明确指明其作者就是“周公”。

特定的历史时代影响并造就着特定的思想观念。顾、徐诸先生的文章是疑古思潮的产物。对《鸱鸮》作者的怀疑是与对《尚书·金縢》篇的极度怀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近年来简帛古书尤其郭店、上博，以及清华诸简的发现，使人们对前述思潮开始反思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孟子确实可能读过《金縢》，清华简《金縢》别本的出现证明了这一点。碳十四测年等数据表明，清华简的年代与孟子活动年代正相当（李学勤《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学术价值》，《文艺研究》2013年第8期）。

在顾颉刚先生的文章发表之后，有学者提出反驳。同样收录在《古史辨》第三册的刘泽民的文章《〈鸱鸮〉的作者问题》针对顾文的论证，说道：“先生以为孟子引这诗，没说明这是周公所作。但是孟子对于诗的作者本不十分知道的清楚，先生在孟子说诗一章里早已说明。即使他真引古书，恐怕也未必可靠罢。”该文虽欲反驳顾文，然未能正面举证，且所谓“不十分知道的清楚”“未必可靠”等语，所持的基本态度是怀疑的。其虽欲驳顾文，然客观上恐怕只能加深人们对于《孟子》本身的怀疑，对于论证本身难以有效推进。

也许由于上述原因，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的这则材料，成为否定周公为《鸱鸮》作者的基本材料沿袭下来，见于各类《尚书》注本及专门著作，如屈万里《尚书集释》、张西堂《尚书引论》等。其他专文论说者，如赵俪生先生《说〈鸱鸮〉兼及〈金縢〉》即引据前述《孟子》相关内容，认为“孔、孟丝毫不知《鸱鸮》与周公有任何联系”（《齐鲁学刊》1992年第1期）。凡此皆承袭前引古史辨派诸先生之思路。

《金縢》的制作时代及其文本传流，乃是极复杂的问题，在此不能详论。仅就《鸱鸮》作者是否周公这一点而言，则由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的材料本身，并不能得出前述学者所认为的结论。孔子没有讲明诗篇的作者，不足以成为否定诗篇作者为周公的理由。考校《孟子》书法，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这一点。

《孟子》称述孔子说诗，其不及作者姓名者，《鸱鸮》并非孤例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《诗》曰：‘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’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故有物必有则，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德。’”引《诗》出自《大雅·烝民》篇。《烝民》全篇八章。其卒章曰：“四牡骙骙，八鸾喈喈。仲山甫徂齐，式遄其归。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。仲山甫永怀，以慰我心。”《郑笺》：“吉甫作此工歌之诵，其调和人之性，如清风之养万物然。仲山甫述职，多所思而劳，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。”尹吉甫是《烝民》篇的作者，有作者自记，为治《诗经》者所熟知。孔子称引该诗，仅言“为此诗者”，而不及作者名字，这与《公孙丑上》称引《鸱鸮》而不及作者，体例正相一致。

如果说，周公之为《鸱鸮》作者，其依据尚在诗篇之外，那么，《烝民》诗的作者，则由诗篇本文所证明，不存在 “孟子对于诗的作者本不十分知道的清楚”的问题。因之，明述作者与否，并非知与不知的问题，而是必要与否的问题。

写作意图决定写作内容，这是人们熟知的修辞之法。《孟子》的相关内容，其写作意图在于说明道理，作者问题并非关键。《公孙丑上》称引《鸱鸮》，意在说明未雨绸缪之道。《告子上》称引《烝民》，意在说明万物各有法则。作者问题既非论述重点，故略而不及。

类似书法广泛存在于诸子传记之称引《诗经》。《墨子·尚贤中》：“《诗》曰：‘告女忧恤，诲女予爵。孰能执热，鲜不用濯。’则此语古者国君、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。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，将休其手焉。”《礼记·坊记》：“子云：贫而好乐，富而好礼，众而以宁者，天下其几矣。《诗》云：‘民之贪乱，宁为荼毒。’故制国不过千乘，都城不过百雉，家富不过百乘。以此坊民，诸侯犹有畔者。”《墨子》所引“告女忧恤”诸句，《坊记》所引“民之贪乱，宁为荼毒”二句，皆出《大雅·桑柔》，是芮良夫的作品。而前者仅说“此语”云云，后者则直接明述义理，皆省略诗篇作者。《文心雕龙·镕裁篇》说：“辞如川流，溢则泛滥。权衡损益，斟酌浓淡。”由此可见，删裁作者信息，使所欲讲明之道理彰显，乃为文之必然。

应该指出，顾颉刚等先生的论证是在疑古思潮的支配下，过度使用“默证”的结果。该论证可概括为，“若孔孟得见，则孔孟必言。孔孟未言，则此事无有。”即默认孔、孟如得见相关记载，必明言之。然“默证”的运用自有其界限。张荫麟先生曾于《学衡》发表《评近人对中国古书之讨论》一文，据法国学者之研究，指明“默证之应用，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”，其中之一是：“未称述某事之载籍，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，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。”如前所述，孔子之称述《鸱鸮》，抑或《孟子》之称引诗云子曰，其意皆不在对诗篇作者“为有系统之记述”，其言不及之，无足深怪。张文发表于1925年，其所指出的问题，直到今天，仍不失指导意义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称述“周公”，不是更能增加引证的份量吗？犹如今日之称引名人名言。我们以为，《孟子》称引“诗曰”，而非“周公之诗”曰，这正好说明，《诗》在当时一般学者中，已具备经典地位，而不限于贵族与官学范围。由孔子所开创的“诗家”之学，至此已历百余年，作为文字文本的《诗》，广泛流传于孔门后学，成为论说的直接依据。

（作者：高中华，系聊城大学文学院讲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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